权力下放 穆勒对大众的变革能否成功

　　少了高层的干预，大众的产品研发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外部监督的缺失依然是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排放丑闻之后，大众集团CEO穆勒（Matthias Mueller）誓言要对集团进行一系列改革，作为问题的根源所在，德国总部的权力下放成了他的首要任务。

　　现在，这一承诺在大众一个重要的国际项目上得到了体现：为印度打造一款廉价的轿车。

　　今年3月，穆勒表示会将这一任务交给斯柯达。目前，这家捷克品牌正在和塔塔汽车商讨合作事宜。

　　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在该项目上，斯柯达得到了大众的授权，可以自行决定深层次的合作内容，只要及时知会狼堡就行。

　　他指出，此次行动是斯柯达2000年成为大众集团全资子公司后领衔的第一个重大国际项目，反映了集团旗下各部门、各区域影响力和决断力的增加。

　　此外，穆勒九个成员组成的管理团队也开始在德国总部之外的地方举行常规会议，今年4月在上海的会议就是大众管理团队的第一次国外会议。

　　穆勒指出，将德国总部的权力下放是其首要任务。

　　下放权力非常重要，因为集团内外的很多人都认为，大众排放事件中工程师之所以会使用作弊软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司管理层权力太过集中。

　　为了完成大领导设定的目标，员工们不希望出现任何差错。因此，2015年9月，大众陷入了成立80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因为这场危机，其付出了超过250亿美元的代价。

　　与此同时，一些投资者认为，外部监督的缺失也是此次危机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希望大众能任命更多的独立董事来监管高层，并从集团外部聘用更多的管理人员，而不只是用老兵来填补高层职位的空缺。

　　然而目前为止，排放丑闻爆发后一周就紧急上任，为大众服务了40年的穆勒，并没有对监事会和管理委员会进行调整的意向。

　　此外，大众也未能履行之前的承诺，公布众达律师事务对其排放事件所做的调查报告。大众表示，其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发现，而且根据与美国当局达成的协议，它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不过，要是穆勒的放权行动有效地改善了公司的财务表现，他将会得到更多投资者的支持。

　　斯柯达的改变

　　分析人士认为，狼堡的权力过于集中是这家全球最大车企在一些关键市场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在美国，大众一直未能抓住当地人的喜好；对于面向新兴市场的廉价车，沉浸在技术优越感里的狼堡工程师，也未能完成削减成本的目标。

　　由于全球需求过低，大众的廉价车型Lupo上市未满十年就宣布停产，与铃木的小型车合作项目也以失败告终。

　　但大众并没有放弃廉价车的梦想。目前，斯柯达正在对塔塔汽车开发的廉价平台进行改造，斯柯达内部人士透露道，两者还期望能共同进行零部件的开发。

　　对此，塔塔汽车表示，双方正在“评估合作的可能性”，但并未做更多阐述。

　　▲斯柯达与塔塔汽车的合作有望帮助大众打入快速增长的印度市场。
　　

　　如果最终谈妥，大众有望凭借专为印度打造的廉价车成功打入这个增长迅速的市场，为自己与丰田的竞争再添一份筹码。

　　当然，现在这样说还为时过早，拿下这一项目并不会太轻松。由于竞争过于激烈，不久前通用已经决定退出印度市场。

　　此外，大众是否已经完全抛弃了权力过于集中的老毛病依然还是一个问题。

　　早前，在大众田纳西工厂美国新款SUV Altas提升产能遇到问题时，狼堡拒绝了同该工厂负责人续约的要求，对于权力的把控，大众仍不够成熟。

　　目前，穆勒放权行动还可能会遇到两股不小的阻力，分别是拥有大众20%股份的下萨克森州以及权力非常大的大众工会。两者一起占据了大众监事会的绝大多数席位，工厂的关停、资产出售以及管理层的任命都由监事会把控着。

　　作为6座大众工厂，100000多名员工的所在地，一旦权力下放，下萨克森州的利益将受到很大的冲击。当地领导虽然支持穆勒的改革，但认为应该对其加以限制。他们表示，员工也应该参与到其中，改革也不应该以自上而下的形式实施。

　　下萨克森州长史蒂芬·威尔（Stephen Weil）表示：“只有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变革才会成功。”

　　权力与责任的下放

　　穆勒做出的很多调整都是在为员工考虑，希望赋予他们权利，同时消除员工和管理层之间的隔阂。

　　知情人士透露，有些改变只停留在表面，比如卖掉管理层的豪华空客飞机，或是将高管餐厅对普通工人开放。但也有很多解决了员工的切实诉求，比如赋予高级工程师自行控制预算和截止日期的权利。

　　穆勒还将企业委员会的成员减少了三分之一，目前，员工们已经看到了这一举措带来的变化。

　　“危机之前，高层管理人员非常冷漠。”一位曾在狼堡管理部门工作15年的员工说道，“现在大家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

　　为了鼓励创新、分担风险，大众正考虑提升全球范围内2000多名管理人员的薪水，大众集团负责人力资源的卡尔海因茨·布莱辛（Karlheinz Blessing）如是说道。

　　布莱辛正试图从自己做起，带动公司文化的转变。现在，他会尽量减少开车的时间，选择骑自行车去公司和工厂。

　　“我们鼓励大家共同承担起责任。”在一次采访中，布莱辛说道，“但这需要时间。首先需要保证万一你做了错误的决定不会被大家痛骂。”

　　这一开放式的管理模式还有望改善公司的业绩。

　　▲在2019款高尔夫的研发工作上，设计师和工程师的节奏比预期快了大约两个月。
　　

　　大众品牌下的四大全新产品线负责人之一， Elmar-Marius Licharz透露，在2019款高尔夫的研发工作上，设计师和工程师的节奏比预期快了大约两个月，这一事实显示，少了过多高层的干预，产品研发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CEO的亲自参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每款车型的开发周期。”他说道。“而现在只要处理好各自任务和团队合作就行。”

　　面临的艰巨任务

　　尽管穆勒为大众带来了很多变化，但公司治理领域的专家都认为，在接受外界监督方面，大众并没有太大的进步。

　　排放事件之后，大众在管理委员会中新增了一个负责诚信与法律事务的高管，因为双方在公司管理上存在分歧，大众选择了将他辞退。

　　转过来看看通用，在经历安全缺陷丑闻之后，通用任命了一位负责车辆安全的副总裁，并公开表示，无论在安全问题上遇到什么障碍，该高管都有权利将他们清除。”

　　一位工会内部人士指出，大众的监管程序目前仍处于孵化阶段，其新设的一个部门一共只有65名合规官和25名诚信专家，却要负责监督集团62万名员工的诚信问题。

　　而同在德国的西门子，2006年腐败事件之后，合规官和诚信专家人数则有数百名之多。

　　目前，大众仅有65名合规官和25名诚信专家。同在德国的西门子，2006年腐败事件之后，合规官人数则有数百名之多。

　　克里斯蒂安·斯特伦格（Christian Strenger）是德意志银行零售资产管理公司DWS监事会的一名成员。在他看来，如果大众不改善对高管的监管现状，继续留用像穆勒和汉斯·迪特尔·帕奇（Hans-Dieter Poetsch）这样的老将，它的改革最终还是会功亏一篑。

　　前不久，斯特伦格对大众全体管理人员和监事会提起诉讼，试图让他们撤销2016年对Poetsch以及其他三名监事会成员的任命，他希望这些人的职位能被独立董事代替。

　　“这次文化变革，如果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消费者、投资者、公众和媒体都不会信服。”前德国政府企业管理顾问斯特伦格如是说道。

　　在保时捷和皮耶希两大家族的支持下，大众最高领导团队目前没有显示出任何调整的计划。而有关其改革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这次文化变革将是一个艰巨而持久的任务，可能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才会成为现实。”德国汽车管理中心主任史蒂凡·布莱泽（Stefan Bratzel）预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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